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量化评估：探索与实证研究

来源：发布时间: 2023-11-13

摘要：培养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家，是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命题。本研究选取国内外155位标杆人物的典型案例，构建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量化分析指标体系，并选取297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720名领军人才作为战略科学家后备力量代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战略科学家后备力量代表与标杆人物相比，存在战略眼光与实践能力方面差距显著、企业战略科学家力量偏弱、学科分布与我国发展战略需求错配等问题，文章据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的重要命题，就如何发现“战略科学家”指出了明确方向。各级地方政府、高校、企业等主体积极响应和落实，据对互联网公开文件统计，已有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1个地级市政府、31个“双一流”高校、10家央企发布了包含战略科学家在内的人才发展政策、文件或精神。但从相关文件内容分析发现，文件内容普遍存在对战略科学家的定位不明确，特征认知不统一的突出问题，认定标准主要集中在两类——人才“帽子”和业界公认，难以有效指导战略科学家的“选育留用”。为此，本文尝试构建和提出战略科学家胜任力模型和典型特征量化指标体系，以期为推动战略科学家能力素质条件体系化、规范化、标准化，提供建议和参考。

一、战略科学家研究现状

战略科学家是各国战略人才力量的关键少数。随着全球进入到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不断深化，对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和使用需求日益凸显。全球重大科技计划如美国“曼哈顿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洲“尤里卡计划”，日本“科技振兴计划”中都不乏战略科学家的身影。可能由于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对这一角色的描述和度量不同，国外学者相关研究较少，但早在1962年就有学者从预测、战略角度阐述科学家在国家和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与影响。近似研究包括“战略家”（strategist）“战略领导者”（strategic leaders）等，其含义逐渐从政治、军事扩展到经济、文化等领域。

国内战略科学家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科学家的能力素质特征与衡量标准、培养与使用两方面。在本文研究关注的能力素质特征与衡量标准方面，有从战略科学家的概念、内涵和应具备的能力、素质等方面，基于中央文件、精神或案例分析进行解读和阐释，或基于人物案例分析构建战略科学家特征指标框架、能力特征模型、领导力模型等，对其能力素质特征归纳和阐释。总体来看，当前研究尚缺乏量化分析和客观数据验证支持，有必要将定量方法与案例分析、专家咨询等定性方法相结合，提出可操作的衡量标准，以及经过分析、验证的完整流程，为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和使用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为了挖掘和识别战略科学家区别于一般科学家、战略科技人才的特质，本文采用了胜任力模型建模方法，归纳、总结战略科学家的典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完成其指标体系构建、指标选取与权重设置，以及指标验证和完善。并以国家重点实验室领军人才为例开展实证分析，探讨我国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和使用，以期实现“选人有依据、培养有目标、行动有导向”。

（一）胜任力模型指标体系

1、研究对象

（1）国内战略科学家标杆人物群体对象选择。本项研究群体的选择范围为：我国著名的战略科学家如钱学森、朱光亚、李四光、王大珩等，结合共和国勋章、两弹一星功勋、七一勋章、人民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获得者群体，综合考虑其时代、学科、行业等分布，选取71位标杆人物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对象。国内标杆人物群体的出生时间从1889—1970年，其年龄段代表了在我国的多个重要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专业领域基本涵盖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个学科。

（2）国外战略科学家标杆人物群体对象选择。从权威性、代表性、国际视野和战略意义角度出发，选择美国和英国这两大传统科技强国中，近3届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共71人）、英国历届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共13人）群体（共84人）为例分析。这类科学家是各国政府选拔的顶尖科学家，在各自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声誉和影响力，其工作职责涉及国家战略层面的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英美战略科学家在国家科技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

（3）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量化评估实证分析对象选择。作为依托于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非法人创新单元，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外延。从中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对我国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科学技术部历年评定为“优秀”和“良好”的297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720名领军人才（以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例，含历任）作为战略科学家后备力量的研究对象，验证本文设计指标体系及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期为战略科学家的识别和后备力量培养提供参考。

2、模型及指标体系

为了确保指标体系的量化分析的结果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刻画战略科学家的典型特征，乃至实现遴选需求，模型与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构建遵循战略需求与政策指导结合原则、可靠性与有效性兼顾原则、定性与定量结合原则。最终形成的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指标体系由政治素质、实践能力、战略眼光、科学素养4个准则、11个子准则和15个衡量指标组成。

图1 战略科学家胜任力模型构建技术路线

表1 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

（二）国内标杆人物量化评分及分类结果

从政治素质、战略眼光、实践能力和科学素养4个方面进行衡量，71位国内标杆人物总体水准较高，且总贴合度平均值及中位数均达到80%以上（图2、表2）。其中政治素质与实践能力尤为突出，充分体现了战略科学家“心怀国之大者”的政治属性，和战略科学家要“从科技创新主战场涌现”“从科技创新主力军中成长”的实践标准。

图2 71位国内标杆人物准则层贴合度原值分布

表2 71位国内标杆人物贴合度及贴合度占比的均值和中位数

依据本研究提出的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分类方法，对71位国内标杆人物选择科学素养和战略眼光2项指标为基准进行分类，可从中识别出杰出型、科学素养突出型和战略眼光突出型3类。

杰出型。这类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及科学素养均高于全体群体的平均水平，且这类科学家自身的战略眼光均高于科学素养，战略科学家的特殊属性显现得较为突出。识别人物包括李四光、贝时璋等12位。

科学素养突出型。这类科学家的量化特征表现为科学素养的贴合度高于战略眼光，且战略眼光处于战略眼光贴合度的中位数及以下，属于科学素养突出的类型。识别人物包括竺可桢、侯祥麟等26位。

战略眼光突出型。这类科学家的量化特征表现为战略眼光贴合度高于科学素养，且科学素养贴合度处于科学素养的贴合度中位数及以下，属于战略眼光突出的类型。识别人物包括钱伟长、程开甲等33位。

三、实证研究

（一）后备力量能力素质贴合度验证

研究将作为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量化评估实证分析对象的720名领军人才，按院士、院士候选人和其他分为3组，通过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贴合度计算，各自选取贴合度得分排名前50（以下简称“Top50”）的群体作为后备力量验证分析对象，分别是院士组Top50、院士候选人组Top50和其他组Top50，分析贴合度和分类特征，以及与标杆人物的差异。总体来看，3组人群中院士组Top50群体相对国内战略科学家标杆人物的总贴合度最高（均值差-17%，其他两组分别为-48%、-40%），且识别出了师昌绪、郑哲敏、钱七虎等6名同为71位标杆人物的战略科学家。从准则层比较，3组Top50群体的政治素质及科学素养均与标杆人物较为接近，而差距不同程度地显著体现在战略眼光和实践能力两方面。这表明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单元，其领军人才，尤其是作为顶尖科学家代表的院士群体，是战略科学家发现的重要来源，但在战略科技人才的战略眼光和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存在不足。

（二）3组Top50人群典型特征分类结果

分类结果显示，3组中院士组的典型特征分类结果与标杆人物较为接近。杰出型仅在标杆人物和院士组发现，师昌绪、郑哲敏2位科学家同时出现在标杆人物、院士组的杰出型分类中。其他2组Top50人群筛选出了战略眼光或科学素养较为突出的类型。与标杆人物和院士组中战略眼光突出型占比均高于科学素养突出型（+10%—33%）这一特征不同的是，后2组的科学素养突出型占比均略高于战略眼光突出型（+4%）。分类结果应证了中组部人才局“战略科学家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关键少数’”的定义，也应证了本文案例分析得出的战略科学家是科学家中的“战略家”这一结论。

（三）后备力量Top50人群画像

1、机构分布

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备力量中3组Top50群体的现任工作机构类型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总占比86.7%），分布在101个机构中。机构的类型分布与全体720名领军人才分布比较，企业的Top50群体占比显著减少（-6.0%），而高等院校和国防系统有所增加。人数占比排名前10的机构中，只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4人）为科研院所，其他9家均为高等院校（表3-4）。企业作为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依托单位之一。297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依托单位为企业的数量占比达26.8%。但只有院士候选人组的Top50群体的现任工作单位为企业的比例较高，达到14.0%，其他两组企业占比均较低。

表3 3组Top50群体现任机构分布

表4 3组Top50群体排名前10的机构*

2、年龄分布

从3组Top50群体年龄结构的总体分布来看（图3），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51—60岁（占比41.3%）、61—70岁（占比36.7%）2个年龄段。但3组人群年龄构成差异较大。其中，院士组在61—70岁年龄段（自身占比40.0%）人数最多，且在81—100岁年龄段院士的数量远高于其他两组领军人才。院士候选人组的Top50群体的年龄分布集中在51—60岁年龄段（占比44.0%）和61—70岁年龄段（占比40.0%），其他组中的Top50群体的年龄分布集中在51—60岁年龄段（占比60.0%），整体的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图3 后备力量中的3组Top50群体年龄分布

3、学科分布

3组Top50群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自动化、电子、生命科学、机械与运载等学科，他们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基本符合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布局（表5）。但在某些关键领域和地区分布上仍存在不足，如尽管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战略科学家数量较多，但在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方面，需要更多具有跨学科理解力和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来推动产业发展。此外，基础科学在总体分布中占比偏低，如数理（5%）、化学（6%），且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表5 后备力量中的3组Top50群体学科分布情况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本文构建的战略科学家典型特征量化指标体系在战略科学家的识别和分层分类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实证分析也揭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战略科学家的重要培养基地和筛选来源，但与标杆人物相比在战略眼光与实践能力方面差距显著，在人员结构、研究方向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1）企业在培养战略眼光突出型后备力量富有潜力，但当前战略科学家力量偏弱。与依托单位比例相当的科研院所相比，从企业中筛选出的Top50群体的数量明显少于前者，更远低于国外标杆人物企业占比，这说明企业的战略科学家力量还有待增强。另一方面，工作单位类型为企业、整体贴合度较高的Top50群体，多为战略眼光突出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极有可能是培养战略眼光突出型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来源。

（2）后备力量TOP人群的年龄整体呈现出分布集中、年龄偏高的现象，但同时青年优秀人才正在崛起。这一方面揭示战略科学家的角色从职业生涯早期到中后期角色的转变，从事开创性学术工作，到更多地转向担任领军角色，组织大兵团作战；或担任咨询顾问角色，发起和推动重大科技战略计划、立法等等。另一方面，也揭示出院士群体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重要遴选来源，表现出战略科学家特征的生命周期更长于其他群体。

（3）后备力量TOP人群的学科领域分布与我国发展战略需求存在一定错配，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包括在某些关键领域和地区的分布上仍存在不足，基础科学在总体分布中占比偏低、且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问题。

（二）对策和建议

（1）柔性引进、强化企业战略科学家力量。除了为企业自身培养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措施外，可充分借助高校、科研院所培养和聚集战略科学家的优势，发挥其在企业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如聚焦科技未来发展，定期组织政府、企业代表与各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开展科学前瞻与技术预见活动，为国家科技领域前瞻布局提供规划方向；牵头组织建立起有效的政府与企业、研究机构联合的科技攻关团队，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等。

（2）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战略科学家能力素质标准，优化协调战略科学家结构和资源配置。引进和培育的学科重点布局应向“卡脖子”领域、重大科技前沿、先进领域倾斜。鼓励科学家与企业开展合作，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组织团队开展科研协同攻关，既能锻炼大兵团作战的组织领导能力，又可以熟悉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与产业发展规律，强化全局视野。依据战略科学家的典型特征分类，结合国家和地方发展需要，引进不同类型的战略科学家，合理分配战略科学家的使用方向，最大程度地发挥战略科学家作用，避免资源不合理配置和资源浪费。

作者：王昉^1†、申金升^2,3†、武虹^2*、黄金霞¹、杨宝龙²、芮啸¹、郭进京⁴、李砚章²、赵展一¹、陈玉菲²、李世欣²、齐硕²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2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3 中国科协战略发展部

4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 同等贡献

* 通讯作者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62172026）；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2022-sjzx-01）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院院刊，原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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